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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假,如何从“生意”走向正义

发布时间:2015-03-28 | 来源:重庆时报

丁刚:“在散兵游勇式的职业打假之外,市场更需要职能部门为主导的依法打假成为系统的长效机制”

张松:“为公众利益而打假值得提倡,但不代表需要对合法谋利行为加以鄙夷”

【新闻回顾】这些年,打假俨然成为了一个热门高薪职业。近日,现年42岁的职业打假人王海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说,他有四个打假公司,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,总索赔额理论上有1000万。今年王海打算加大投资,买1000万假货,王海称打假和正义无关,赚了钱才能更高尚,并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“打假起步价”。

丁刚:王海买假货一年能赚400万,而且称“打假和正义无关,赚了钱才能更高尚。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,没必要接。”那么,打假与正义无关吗?

张松:“与正义无关”的提法虽然不受民众喜欢,但它却是合理的,职业打假之所以职业,就是市场化的产物,只要它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,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,以自身利益对抗不良商家的利益,从宏观来说,这本就是一种正义。而赚钱的手段和宗旨,也能为这种维权的正义提供持久生命力。

丁刚:从职业打假人个体而言赚钱无可厚非,但从公众意义上讲,未免狭隘了点。王海职业打假不仅有行业的示范意义,也应该合理规范,维护公众利益。《新消法》第六条规定: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国家鼓励、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。这明确了职业打假是公共属性的一部分,企业都要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何况打假公司呢。

张松:这种公共利益与公共属性是外部赋予的,是其职业打假行为的附带效应。这就像,社会提倡企业为社会做贡献,但这不表示企业不能赚钱,反倒是,企业能够在法律框架、商业伦理以内,尽可能为自己和员工创造财富与利益,这样的行为,才是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。显然,为公众利益而打假值得提倡,但不代表需要对合法谋利行为加以鄙夷,不然容易沦为道德绑架。

丁刚:去年实施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规定: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,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,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,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这让职业打假从法律上获得了支持,但有些人也担心,“知假买假”和敲诈只隔着一层纸。

张松:“知假买假”从争议到获得法律支持,应该说体现了法律最大公约的立法原则,也就能说明,此规定在鼓励民众积极打假层面的正面意义。与此同时,谨慎者的担忧也不可忽视,这需要相关部门从完善法律法规以及积极开展司法实践的角度着手,谨防打假者越界,对正常的市场秩序带来干扰。

丁刚:这有必要让职业打假人明确自己的权利,规范自己的行为,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,不能让职业打假人变成枪手,否则注定对市场公平带来伤害。合理规范市场秩序,也要让打假回归理性,毕竟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范围有限,有其针对性和目的性。而一般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成本、法律成本跟商家对簿公堂。所以,还是要有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力介入。

张松:这是问题的根源。职业打假之所以热门,主要在于假货的泛滥以及个人维权难以为继。前者指向市场和商品质量的监管部门,后者指向帮助消费者维权的相应机制。王海不接几百几千元的小单子,也就表明,这些消费层级的打假可能处于“被遗忘”的尴尬——消费者无力维权,打假人无利不维权。而这一空白区又恰好是消费者消费的集中区,所以这一空白确实需要相关部门集合力量,积极作为。

丁刚:有网友问得好:为什么有些被假货侵害利益的企业,宁可出大价钱找职业打假人,也不愿请免费的监管部门去维权呢?维护市场秩序,作为监管部门这恰恰关乎正义。在散兵游勇式的职业打假之外,市场更需要职能部门为主导的依法打假成为系统的长效机制,民间的职业打假只能是不可或缺的补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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